城市文脉的赓续与城市文明的构建
谢有顺
距今5000年前后，良渚先民用城墙定义文明的高度；如今，雄安新区用数字孪生技术构建未来之城，杭州城市大脑以算法优化人文生态……全球超80%的国内生产总值产生于城市，最先进的生产力诞生于城市，人工智能在城市实验室里飞速迭代，城市从未像今天这样成为文明巨变的核心引擎。如何让历史文脉更有效地浸润城市生活，让文化更好地引领城市发展？如何让城市成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策源地？今天的中国正在回答这个问题。
一、历史文脉是构建城市文明的重要基础
文脉就是“人脉”，人是文脉的主体。文脉显现在古城、古镇、古街、古巷，更扎根于每个人的内心。历史文脉有多样性，不仅指古建筑、博物馆；也有过程性，更多绵延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，生活在继续，文脉就在流传。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：“如果不从源远流长的历史连续性来认识中国，就不可能理解古代中国，也不可能理解现代中国，更不可能理解未来中国。”历史是过去的现实，现实是将来的历史，“日新者，久而无穷”，只有那些日日更新的事物，才能长久存在。因此，在今天这个数字化时代，历史文脉的赓续不是对古老文化的简单“数字化保鲜”，而是要通过现代技术手段实现文化基因的转化和再生。
在从工业文明向数字文明迈进的时代，文化根脉何以存续、精神坐标何以传承，已经成为各地文化实践的重点。景德镇陶溪川，元青花纹样不再只是博物馆里的展品，而蝶化为夜间造景的流光溢彩；洛阳应天门遗址，通过全息投影技术实现了文化表达方式的全新变革；长沙的湘绣被“幻化”为动态光影装置，通过数字技术让千年针法复现。这种符号、技术和叙事三者之间的相互作用，有效推动了传统文化的创新与传播，成为城市文明构建的重要基础。它既非固守文化标本的静态保存，亦非追逐技术奇观的悬浮狂欢，而是通过虚实融合的新形式，让传统文化在虚拟世界和现实世界的互动中绽放新的光彩，实现时空的跨越。数字技术不再只是工具，它也是一个可以创生人工世界的装置，为我们开启全新的生命体验；城市也不再只是一个由街道、建筑、人群所构成的可感知的物理空间，同时还是一个由声音、文字、影像所构筑的意象空间。
江西景德镇陶溪川文创街区将废弃瓷厂改造为活态博物馆集群，把传统陶瓷技艺与现代文创产业有机结合，体现了城市千年制瓷技艺的基因传承。图为景德镇陶溪川文创街区夜景（2025-08-02摄）。 新华社记者 刘力航/摄
城市是人造物，城市空间（尤其是历史街区）是不同时代文化层累积淀的产物，每一代人都在前人的基础上留下印记。保护这些层积结构，就是保护城市身份认同的物质基础。同时，城市又是一个有机的“生命体”，它的发展有其连续性、适应性和生长性，不应被概念化为单一、同质的空间，而应发展为根据生活和体验构建起来的多面相场所。历史文脉的赓续，也要从静态的文化标本，走向流动的城市生活。只有嵌入现代人的日常生活和生命体验，引导民众与文脉之间深度对话，民众才能在理解传统的同时也参与到传统的新变之中，完成对传统的传承和重构。
二、文化遗产是承载文化记忆的核心媒介
当前，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，不同文明交流交融交锋更加频繁，特别是随着经济科技快速发展和社会结构深刻变迁，社会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日趋活跃，历史很容易被解构、简化甚至虚无化。文化遗产作为本真性、在场性的物质见证，是抵御历史断裂和历史虚无主义的坚固堡垒，它封存着逝去时代的基因，保护它们，就是保护民族记忆，防止我们成为“失忆的孤儿”。
当我们驻足敦煌壁画前，那飞天神女的衣袂仿佛仍在流转；当我们漫步苏州园林，亭台水榭间仿佛依旧回响着古人的哲思；当我们触摸故宫斑驳的宫墙，六百多年的风云变幻仿佛触手可及。这些文化遗产，绝非冰冷的砖石与褪色的颜料。一件出土青铜器的形制、纹饰、铸造痕迹乃至埋藏土壤中的微量元素，都携带着无法被文献完全记录的“原生”信息；秦始皇陵兵马俑千人千面的生动表情与精良装备，比任何史书都更直观地诉说着秦帝国的军事制度、雕塑技艺与时代精神。这种物质实体携带的“沉默的证言”，是重建历史现场、理解古人“生活世界”的重要入口。登临长城的体验，远非阅读史书所能替代，有了身体的亲历，抽象的“民族”、“国家”概念就会转化为一种可感知、可融入的情感经验；感受一块良渚玉琮的沁色与磨痕，这种物理接触可以穿越时间的隧道，让我们产生与古代匠人“同在”的奇妙通感。
物质即记忆。物质遗存所承载的丰富“记忆”并非冰冷的信息堆砌，当这些记忆被唤醒、解读、分享，并融入群体的情感体验与价值认同时，便会升华为具有民族凝聚力的“文化记忆”。文化遗产正是承载“文化记忆”的核心媒介。它通过物质形态的稳定性与象征性，将历史进行“定型化”存储，并通过讲述、参观、教育等“连接性实践”，不断唤醒、强化和传递这些记忆，以塑造和维系一个民族的情感认同。
文化遗产作为面向未来的“文化基因库”，储存着特定时空下的社会结构、技术智慧、审美观念与精神信仰。对它的保护，应理解其作为动态系统在历史长河中不断适应、演化的内在逻辑。如果将文化遗产等同于博物馆中恒温恒湿的展品，是对其生命力的严重误读。尤其是城市文化遗产的保护，要在动态传承中激活文化遗产的生命力；要抵御过度商业化对历史肌理的粗暴切割、对社区原真性的破坏以及对文化空间使用权的垄断；要打破“小众化”壁垒，让社区、群体、个人在文化遗产的保护、延续和再创造方面发挥更重要的作用。
“活态保存”才能留住城市文化的灵魂。如何为现代城市找“魂”，是一项关乎文明赓续与未来竞争力的战略工程。这个“魂”，不在冰冷的规划图纸上，不在喧嚣的商业运作中，而是深藏于街巷老屋的市声中，流淌在代代相传的故事里，更铭刻在民族记忆的深处。抵御过度商业化，才能守护城市独特的精神坐标；打破“小众化”壁垒，才能让文化根脉深植于社区生活的沃土。当历史文化不再是冰冷的符号，而是可感、可触、可参与的活态存在，文化遗产就真正融入了城市的呼吸与百姓的生活。
三、城市治理要实现文脉、人脉、城脉的内在统一
城市正在成为越来越多人的“家”。家的核心是记忆和情感。如何让记忆与情感参与城市空间的建造，是保护城市文脉的重要方式。要警惕过度扩张、大拆大建对城市记忆的耗损，也要警惕粗暴改造、盲目复古对市民情感的颠覆；让市场和消费的逻辑来决断一切的城市治理模式，更不足取。空间储存记忆，记忆衍生感情。美好的城市是可供回忆的、有情的空间，能把空间、时间、记忆和感情勾连在一起。有了情感代入，才能真正诠释“以人民为中心”的城市要义。因此，城市治理不仅是社会治理，也是美学治理、情感治理。
城市是空间，也是一种生态，有自己的生命和心性。有人借生物学的概念，形容城市是一种复杂有序的存在，它本身也是一种生命——文化生命。健康的生命既和遗传、基因有关，也和后天的生活、规训有关；同样，健康的城市既彰显它的积存、变迁，也呈现它的多样、丰富。名人故居不仅是历史建筑，更应是名人故事、生活和精神的涵养地；纪念场所不仅是历史的“记录”，也要和周围的社区相连，使之“在地化”，和老百姓的生活相关，以激发他们的情感认同；即便是城市综合体的打造，也要关注情感、贴近人心，使之成为有美感、有人情味的流动性空间。城市的情感纽带如同城市的毛细血管，把城市联结成了一个有机体。不同时期的建筑、不同年代的故事、不同样态的文化、不同习性的人群，共同汇聚于一个城市空间，构成了一种多样化的文明生态，一种有韵律的城市乐章。
城市治理中所倡导的“绣花功夫”微改造，强调的正是精细、精准、渐进、包容，它是处理复杂历史空间、平衡多元诉求、实现文化基因传承的有效路径。城市是一个典型的复杂系统，它由大量不同主体（居民、商户、管理者、游客等）组成，主体间相互作用并与环境不断互动，整体上呈现出非线性、动态演化的特征。微改造的理念，就是承认并尊重这种复杂性。它不强求一步到位的蓝图式规划，而是通过小尺度、渐进式、参与式的干预，不断调试和适应，在动态中寻求最优方案。
城市是文明的载体，文脉在此存续；城市也是人的造物，投射人的心性。让物理之城与心性之城相互生成、互相内化，是建设现代化人文城市的核心路径。好的城市，就是一首好的音乐，有音符，有节奏，有旋律。可以古朴，可以现代；可以回望过去，可以朝向未来；可以欢聚，可以独处；可以忘我工作，可以悠游自得。文脉之“脉”，是血管，是水流，遍布在各个城市角落；也是情感，是情意，贯注于各种城市意象。抓住记忆、情感这两根纽带，让历史、美学和情意流动起来，就能创生一种历史空间、文化空间、生活空间并存的城市生态，进而实现文脉、人脉、城脉的内在统一。
四、城市这一文明容器的终极目标是文明共生
不少城市在发展中陷入了一种“失魂”的困境。它们或是为了求新求变而粗暴推倒承载集体记忆的街巷，或是割裂文化遗产与城市生活的有机联系，或是盲目移植外来文化符号，导致城市面貌同质化、精神内涵空洞化，“保护”与“更新”经常被置于非此即彼的两端，但保护不应被视为发展障碍，更新也不能等同于推倒重来。城市更新如同树木生长，可以修剪枝叶，却不能连根拔起。任何的激进改造都会破坏城市这一复杂系统的自组织能力，导致记忆断裂、文化休克。上海对衡山路—复兴路历史文化风貌区（以下简称“衡复风貌区”）的保护更新，核心策略是“一幢一策”、“一路一方案”，坚持最小干预原则，清理违章搭建、修缮破损立面、加固内部结构、升级厨卫设施、改善庭院绿化。同时，通过政策引导，支持符合区域文化定位的业态（如画廊、设计工作室、特色餐厅、精品酒店等）更新。通过精细化、渐进式的更新，最大程度保留了衡复风貌区优雅的街道尺度、繁茂的梧桐树荫、多样的历史建筑风格以及浓厚的人文艺术氛围，使之成为上海最具魅力的城市文化名片之一。
因此，城市更新中的渐进主义不是无所作为，而是在敬畏中寻求最优解；不是拒绝改变，而是拒绝粗暴的断裂。真正的更新，不是仅仅以新代旧，而是让旧的生命在新时代的脉络里继续呼吸，让无形的文化记忆在有形的空间场所中被感知、体验和传承；它不是断裂式的“革命”，而是一种文明的接力。
广州永庆坊是一条有着千年历史的文化街区。2016年，永庆坊率先成为全国“微改造”试点街区，摒弃了大拆大建的做法，通过“绣花功夫”延续历史格局，活化利用旧建筑空间，既留存岭南建筑风貌，又创新性融入现代生活功能，实现传统肌理保护与人居环境提升的有机统一。图为2025-08-02拍摄的永庆坊永庆二巷。 新华社记者 陈朔/摄
习近平总书记指出：“城市精神彰显着一个城市的特色风貌。要结合自己的历史传承、区域文化、时代要求，打造自己的城市精神，对外树立形象，对内凝聚人心。”广州永庆坊改造项目，保留了社区的原有肌理和社会网络，通过修缮老旧建筑、引入新兴业态，重塑了街坊生活美学，也激发了社区经济活力；成都绿道项目，构建了一个独特的生产、生活、生态的三维空间，充分体现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；西安“数字长安”项目，通过数字孪生技术再现古长安城的繁华，深化了民众对一种壮阔文化的参与感、体验感；深圳以“深圳读书月”等活动为引领，释放大量公共文化空间，极大提升了城市人文气质。这些城市实践，培育了中国文化在地的内生动力。
在全球文明史的视野下，西方学者曾提出“城市作为增长机器”的理论，而中国的城市实践正在开拓“城市作为文明容器”的新命题。中国城市发展不仅关注经济增长，更注重文化传承、社会和谐与生态保护，让历史文脉浸润日常生活，让城市文明引领人类未来。在全球城市化困于效率与公平的撕裂时，中国实践要为人类文明提供一种崭新的城市范式——它盛放的不是资本增殖的欲望，而是文明自洽、精神丰盈、万物共生的可能。
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意义，就是要强调不同文明之间的平等与尊重，倡导和平、发展、公平、正义、民主、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，在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，促进不同文明相互尊重、平等对话、和谐共生、共同发展。这些理念既守护文明根脉的数字主权，又向世界开放共生接口，最终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实现“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”的宏大愿景。这种文明共生的理念，或许正是中国对“世界怎么了、我们怎么办”这一时代命题的终极回应。
作者：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，广东省作家协会主席
